「我本该有一个有趣而美好的人生，上帝啊，我死之前能看到什么？载满鹅的火车，太令人失望了……」这句出自电影《烈日灼人》的经典台词，生动地展现了某种无奈与失望。这部由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执导的影片，一举夺得了第67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然而，对于当今观众而言，这部影片的意义似乎正在逐渐模糊，这就如同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灾难在现代人眼中变得愈加模糊一样。
《烈日灼人》拍摄于苏联解体后不久，当时社会各界都在反思极权主义。影片的背景设定在1936年，那是一个欧洲和平在战争的阴影下岌岌可危的时期，而此时的苏联却在享受着难得的「黄金时代」。然而，伴随着国内外秩序的稳定，斯大林的个人权威迅速膨胀，随之而来的「大清洗」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席卷了整个苏联。
影片将镜头对准了革命英雄科托夫上校与家人度过的一个假日。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安定且圆满得近乎失真。人们谈论着体育，演奏音乐，享受美食与郊游。科托夫一家虽然是红色家庭，但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像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逐渐发现这幅幸福画卷之下隐藏着某种不对劲的东西：坦克无故闯入麦田，淳朴的老妇用拐杖驱赶稚嫩的坦克手；国民护卫团沿河捕捉晒太阳的泳客，强迫他们戴上防毒面具，美其名曰「时刻警惕帝国主义的入侵」……一幕幕啼笑皆非的场景会让中国观众感到隐隐的共鸣，这些场景被我们越来越熟练地用「魔幻」一词来形容。
影片结尾，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假日里，科托夫上校被逮捕，并被以阴谋暗杀斯大林的罪名处决，成为「大清洗」冤魂名册中的一员。「载满鹅的火车」这一典故出自前来逮捕的特务头子米迪亚之口，他轻蔑地认为苏联就是一列载满了蠢笨家禽的火车，奔向无可避免的黑暗结局。
在「大清洗」的阴影下，每个苏联人都朝不保夕，却在自我欺骗中维系着虚假的安逸与幸福。这种失忆的隐喻在电影中随处可见：一旦谢尔盖在饭桌上谈论起时事，家人就哄骗小孩子吹起小号打断他的发言；米迪亚有扮作瞎子的癖好；儿童的游戏不是闭上眼睛就是捂上耳朵……导演称影片中没有无辜的人，每个沉默的苏联人都是帮凶。
或许很多观众认为这种反复提及的主题已没有新意。然而，哲学家齐泽克更能理解这种普遍的沉默，他指出，「如果你问一个孩子：你相信圣诞老人吗？孩子会说：不，我没那么愚蠢，我只是假装相信，从他那儿获得礼物。如果你问父母，他们会说：当然不信，我们假装相信，是为了让孩子得到礼物——事实是，没有人相信圣诞老人，但是他却发挥作用。」
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一种被当作真理的谎言，但齐泽克指出，当今的意识形态早已不再假借乌托邦的美名来发号施令，而是赤裸裸地展示为对「暴力和好处的承诺」。人人都能看透这种拙劣的谎言，却都选择假装相信并维护它。如果《烈日灼人》在今天还有重温的必要，那么当属影片结尾的一幕：米迪亚犹豫是否要对撞破逮捕行动的路人下手时，红气球拖着斯大林的画像升起，他向画像敬礼，脸上浮现狞笑，示意手下将路人枪毙。这一幕生动展示了人对意识形态的盲从和投诚，即使明知其空洞无聊，却更加不择手段地追随。
如此看来，电影所传递的极权主义警示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齐泽克的分析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了意识形态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并提醒我们在面对官方叙事时，需要保持更多的警醒与批判。
